一次無功而返的任務

圖片來源: NARA

在蒐集AGAS (Air Ground Aid Section) 的相關資料時，找到上面這張照片。根據照片說明，AGAS人員在1945年8月19日搭乘一架C-47運輸機降落在廣東某機場，準備提供機上載運的物資給日軍拘禁的盟軍戰俘，圖中一名中國籍譯員正在向駐守當地的日軍軍官說明任務。然而日軍不但不讓AGAS卸貨，而且命令這架飛機盡早離去。

根據AGAS自己的報告，這次任務是由一名AGAS的軍官率同英軍服務團 (British Army Aid Group，BAAG) 的四名軍官共同執行。飛機降落在廣東白雲機場後，當地的日軍只知道天皇下令停止戰鬥，並不曉得戰爭已經結束，有些軍官相當有禮，但也有些表現出不友好的態度。AGAS報告內容與上圖說明文字最大的歧異，是報告指出日軍同意讓AGAS和BAAG的人員留下，但是BAAG的領隊、同時也是BAAG的創辦人萊德上校 (Col. L. T. Ride) 認為當地的狀況不安全，所以反對留下來。最後因為AGAS的軍官無法說服BAAG的人員，所以這架飛機在當天傍晚就起飛離去。

到底實情如何，恐怕已經無法知曉。只能確定這次任務無功而返。

澳洲戰爭紀念館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的網站有當天拍攝的另一張照片 (如下圖) ，網站說明的拍攝日期是8月20日，這應該不正確。但特別的是，網站指出頭戴貝雷帽、背對鏡頭的人就是萊德上校。

圖片來源: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誰是嫌犯?

《秘話●台灣軍與大東亞戰爭》（這本書有很大一部分是譯自1983年出版的《あ丶台湾軍：その想い出と記録》）在第35頁提到「九月中旬，赫爾西上將麾下之艦隊(航空母艦一、巡洋艦一以及驅逐艦等入港基隆，於是當晚的基隆到處都可以聽到槍聲，發生了對婦女施暴共達七十八件(大半為未遂事件)，這可說是美軍在台灣造成的唯一不祥事件。」（原作者為第十方面軍參謀安藤正）

同書第106頁: 「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或九月初時，英國艦隊突然入基隆港，水兵登陸後在市內有暴行行為發生，其中一部份水兵進陸軍醫院做出對重病者施暴...」（原作者為密碼班成員常光定吾）

雖然看起來是兩個不同的事件，我卻認為他們講的其實是同一件事，而且禍首應該是英國艦隊。

首先，原書出版的時間離二戰結束已近四十年，安藤正和常光定吾所述的都是多年後的回憶，內容的細節不一定正確。

1945年9月初，美國第7艦隊的支隊到基隆港撤離戰俘時，由兩艘航空母艦及四艘驅逐艦組成，沒有巡洋艦。這幾艘軍艦都沒有在台灣過夜，只有少數幾個負責指揮與談判的軍官在台灣過了一夜，這樣的人數要造成幾十件施暴案是相當困難的。

停泊在基隆港內的英國海軍阿爾戈英雄號輕巡洋艦（HMS Argonaut）。圖片來源：USS Block Island Cruise Book

比美國艦隊晚一天進入基隆港的英國太平洋艦隊的第111.3特遣支隊，有一艘航空母艦（未進入基隆）、兩艘輕巡艦和幾艘驅逐艦，跟安藤正提到的組成很接近。英國艦隊在基隆港停泊了好幾天，其間曾派出至少數十名陸戰隊員和水兵，到台北市內的台灣俘虜收容所和陸軍病院，過了兩個晚上才回到艦上。所以很有可能是這些英軍鬧事。

另一個（間接）證據是美軍OSS黃鶯小組在9月19日發的電報，提到「80% of civilian pop. very indignant over Chinese occupation and want American but not British who clubbed hell out of them around Taihoku and south before leaving with POWs.」（80%的民眾對中國佔領感到非常憤慨，他們希望美國人來，而不是在台北和南邊用棍子痛打他們之後帶著戰俘離開的英國人。）

阿里山丸上的戰俘

1944年10月24日被美軍潛水艦擊沉的日本陸軍徵用船阿里山丸，船上有將近一千八百名戰俘在此事件中不幸身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死亡人數最多的戰俘船誤擊事件。關於美軍潛艦誤擊的歷程，已有不少網站敘述，我就不再贅述。

這大約一千八百名戰俘其實分成兩批，第一批1183人是依據南方軍同年9月初的命令，將比島俘虜收容所的二千名白人戰俘逐次移送日本內地的一部分；第二批則是南方軍在10月初命令比島俘虜收容所移送給關東軍、朝鮮軍、內地各軍的三千名戰俘之中的599人，預定在抵達門司後轉送關東軍。按照日軍的統計，這兩批合計1782名戰俘。

(Source: JACAR)

雖然戰俘們在10月11日就登上阿里山丸（如上面文件所示，日軍是用第5509丸的代號），卻正好遇上美國海軍艦載機大舉猛攻臺灣，所以並未立即出發。直到20日夜間，情勢已經平穩下來，日軍才組成マタ30船團，包括阿里山丸在內的12艘輪船，由驅逐艦春風率領其他艦艇擔任護衛，於21日航向中點站高雄。

從23日傍晚到次日向晚，又名春風船團的マタ30船團慘遭美軍潛水艦獵殺，12艘輪船中有9艘沉沒（下圖紅框所示）。阿里山丸上近一千八百名戰俘，僅有九人生還，其中五人搭乘救生艇逃往廣東，剩下四人被日軍救起。

(Source: JACAR)

被救的四名戰俘由船團殘存的輪船送到高雄，交由憲兵隊處理，憲兵隊將四人移送給高雄港內另一個船團的戰俘輸送船。後來這四人與其他戰俘都移管至臺灣俘虜收容所，然而之中一人在被收容的第二天就死於白河第四分所。其餘三名前阿里山丸戰俘，有兩人後來被轉送到內地的收容所，一人留在臺灣，三人最後都重獲自由。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寫真週報第236號 (來源: JACAR) 

1942年下半，日本和美、英兩個交戰國進行了「抑留者」的交換行動。雙方各派出輪船，把開戰後走避不及而拘留在本國內的敵對國外交官、商人、學生、一般居民等不具戰俘身分的人士，載運到中立國葡萄牙位於非洲的屬地洛倫索馬克思（Lourence Marques），交換本國籍人士後返國。上圖即為日本派出與美國交換抑留者的輪船淺間丸，返國進入橫濱港的照片。

這些日籍抑留者回國後，有些就被日本政府當成對外宣傳的工具，控訴同盟國當局如何虐待被關在集中營裡的同胞。臺灣日日新報從1943年1月起，陸續刊登相關的報導，以下為其中兩則。

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1月27日 (來源: Internet Archive) 

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2月3日 (來源: Internet Archive) 

這些宣傳的影響甚至還深入到臺灣俘虜收容所。1943年2月底，拘留在花蓮港第四分所的高階將領被日方管理人員要求寫信給母國政府，請求改善日籍抑留者在集中營裡的待遇。美軍溫萊特中將同意照辦，但是英軍白思華中將拒絕。

戰後被揭發的日軍軍官門根彪虐待戰俘案，跟上述抑留者遭虐的新聞也有關。據第四分所所員若杉治朗所述，門根彪認為第四分所內高階俘虜的待遇，比報上所說日籍抑留者好得太多，他的意見影響了他的手下，間接造成第四分所內的第三波戰俘遭毆打事件。

天字第一號廚師

下面這份文件描述了首批送來臺灣俘虜收容所的俘虜組成人數：

Source: JACAR

臺灣俘虜收容所拘留的每一名俘虜都有一個流水號編成的俘虜編號，同一批來臺的俘虜通常是由官階高的人編到前面的號碼，所以文件提到的兩名美國陸軍軍官就包辦了第1、2號。下表中紅框內的Scholey上尉即為臺灣俘虜收容所的第1號戰俘（注意最右一欄裡的號碼）：

當瑞典駐日公使館派代表到屏東第三分所視察時，負責準備戰俘伙食的炊事班共有九人，其中三人為固定班底，包括擔任主管的Scholey上尉，及兩名華裔。臺灣俘虜收容所總共只收過三名華裔戰俘，因此第三分所的華裔伙夫就一定是下表紅框內的兩人。他們的俘虜編號分別是第4、5號，換句話說，他們也是首批來臺戰俘的成員（最上面文件中提到的准士官以下三名）。

我懷疑他們很可能是因為具備炊事專長，才被選為第一批來臺。不然一大票戰俘被送來臺灣後，才發現沒有會料理的人，不就都餓死了嗎？

一張讓我糾結甚久的空襲照片

中研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拙作《空襲福爾摩沙》出版前，曾經為上面這張B-29的空襲照片困擾許久。照片左側的一大半是高雄的半屏山，中央被我用黃框標示的部分放大後（見下圖）可以看到空中有10枚炸彈：

中研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讓我困擾的是照片最右側用紅色框標記的部分（見下圖）寫著MB11和15-10-44-0411Z。MB11代表B-29的第11號任務，15-10-44則代表1944年10月15日，但問題是第11號任務是在1944年10月16日執行的！

中研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美軍空照標示錯誤並不罕見，癥結在於MB11和15-10-44-0411Z二者究竟哪個才是正確的。昭和19年的《高雄海軍警備隊戰時日誌》曾記載10月15日有三架B-29侵入高雄及岡山地區上空，但未提到是否投彈。《空襲福爾摩沙》最後認定美軍在10月15日這一天並未對台灣發動空襲，不過我已經忘了當時我是根據什麼決定這樣下筆。

最近看到臺灣總督府防衛本部防空部編纂的昭和19年10月12日至17日《本島空襲狀況》，提到15日這天有B-29、P-38戰爆九機侵入新竹、臺中、臺南、高雄各都市上空，並在高雄市以水平爆擊方式投彈，造成高雄市內死亡三人、輕傷二人，136棟住家遭到輕重不等的損害。

這是我頭一次看到臺灣在1944年10月15日遭到美軍轟炸的史料，也讓我再度懷疑上面那張空襲照會不會是10月15日拍攝的。

《空襲福爾摩沙》出版後，日本友人新妻博子女士送給我一批B-29空襲臺灣的任務報告。為了釐清這次的疑慮，我再度翻出1944年10月16日第11號任務的報告，結果看到第444轟炸大隊的352號機在當天轟炸屏東時有10枚炸彈卡在掛架上，後來全都在左營軍港上空投下（見下圖）。而上面那張空襲照紅框內註解文字中的444-AC352正好就代表第444轟炸大隊第352號機，黃框內也正好有10枚炸彈，另一張連續照片也顯示這些炸彈落在左營軍港。終於可以確定，本文第一張照片是在1944年10月16日的第11號任務中拍攝的，讓我糾結多年的疑問總算塵埃落定。

1944年10月16日第11號任務報告，新妻博子提供

至於《高雄海軍警備隊戰時日誌》與《本島空襲狀況》在1944年10月15日記載的B-29，應該是執行編號4MR11偵照任務的飛機。只是我仍找不到任何美軍文件記錄當天曾經投彈，也許是利用偵照任務順便轟炸，但因投彈數少而未記載，而這也表示《空襲福爾摩沙》漏掉了。

殘缺不全的戰犯名單

聯合國戰罪審查委員會（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於1944年6月在中華民國的重慶成立了遠東及太平洋分會（The Far Eastern and Pacific Sub-Commission，以下簡稱遠東分會），共有11個會員國。會員國所掌握的日軍戰犯嫌疑人或重要證人名單，可透過代表在不定期會議中提交分會審查。

由美國代表在1945年10月26日遠東分會第15次會議提出的218名戰犯與重要證人名單中，首度出現了臺灣俘虜收容所的人員，不過都只有姓氏，包括：中野、日置、今村、加茂下、若杉、中島、山中、古河、松村。 以下是中野（準一）、日置（史郎）、今村（八代八）出現的頁面：

此外，同一份名單裡出現的佐澤，雖然被紀錄為奉天俘虜收容所長，但因為奉天從未有名為佐澤的所長，所以我認為是指臺灣俘虜收容所第二任所長佐澤秀雄：

除了中野、佐澤是臺灣俘虜收容所長，其餘都是花蓮港或白河分所的人員，被指控的犯罪日期最多只到1944年10月為止。因此這批名單應該是美軍在1945年8月下旬救出奉天俘虜收容所的高階俘虜後，由戰犯調查人員訪談美軍俘虜所得的人員姓名。這些高階戰俘許多待過臺灣的花蓮港與白河分所，被日軍在1944年10月從臺灣轉送奉天拘留。由於許多被關押在臺灣的歐美俘虜不識所內日軍的全名，都是以私底下取的綽號稱呼他們，所以名單上有姓無名。

一份令人感嘆的口試名單

官報 1943年06月14日 (国立国会図書館)

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網站找到一份1943年日本司法考試的口試名單，竟然同時有好幾位在未來會前來臺灣，其中巧合令我訝異不已。然而讓人感慨的是，這些才準備踏入司法領域的青年，也有不少在短短幾年後，就因為跟臺灣的連結被捕下獄，甚至英年早逝！

69 岡垣學和208 藤川健在1944年底完成陸軍軍法訓練後，奉派前往緬甸。在臺灣等候飛機時，因為戰局轉變，無法繼續南行而留在臺灣。岡垣學在戰後返回日本，藤川健卻因案受審（如下所述）。

29 仁科康在1944年底派往新加坡，也因戰事逆轉而改調臺灣軍司令部。當臺北陸軍拘禁所長松尾正三在戰後因戰犯罪嫌被捕後，所長一職由仁科康代理。1946年4月引揚回日後，不久也依戰犯嫌疑遭到逮捕，送往上海調查，幸獲不起訴處分。

3 伊東忠夫、195 松井正治、208 藤川健、295 伊達實夫，因為在審判14名空襲臺灣美軍人員的軍律會議上擔任裁判官或檢察官，在1946年遭美軍上海戰犯法庭判處徒刑。

74 王育霖，在戰後回臺擔任檢察官，卻在二二八事變被捕，從此人間蒸發，屍體下落不明。

生在那個年代的無奈。

見S不救

(來源: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1945年9月，二次大戰剛剛畫下休止符，已經來到臺灣的美軍部隊中，有個名稱縮寫為SOS的單位（上圖是這個單位當時發出的文件）。蔡丁貴教授在翻譯《狗去豬來》時，用「急救組織」來稱呼這個單位。而陳翠蓮教授的《重構二二八》中，則是用「急救組」作為這個美軍單位的譯名。

現在提到SOS，大家應該都會聯想到國際通用的求救訊號。不過前述美軍單位名稱縮寫的SOS，事實上卻跟求救、急救無關，而是代表 Services of Supply，或可翻譯成「補給勤務隊」。由於美軍不只在一個地區成立補給勤務隊，所以在SOS這個縮寫後通常還會加上地區或戰區的名稱，例如上圖的SOS之後就是代表中國戰區（China Theater）的CT，全名可翻成「中國戰區補給勤務隊」。

下圖是美軍出版的《The Transportation Corps Operation Overseas》第596頁，關於SOS, China Theater起源的描述：

該書的索引把這一段列在Services of Supply的條目之下，因此可以確定前述的SOS這個縮寫是補給勤務隊之意，而不是廣為人知的求救訊號：

姓名「學」

(NARA)

之前我運用檔案管理局的史料，推論上面這個第八部隊的部隊長全名為益子熊次郎。不過這項推論是基於間接關聯的證據，缺乏「一刀斃命」的快感。

這幾天在林獻堂的《灌園先生日記》裡，終於找到直接的答案。他在昭和19年（1942）10月15日寫下：

第八部隊長陸軍少佐益子熊次郎午前十一時餘來訪，適余不在…

過了幾天，林獻堂與陳炘「同往第八部隊訪隊長益子熊次郎少佐」。 在此之後，益子熊次郎多次出現在林獻堂的筆下。

過去我遇到的另一個跟日本人姓名有關的問題，是以下國史館文件裡提到的小島敏雄：

(國史館典藏號020-010117-0034)

檔案管理局的另一份檔案裡卻將其姓名寫為小島俊雄：

(檔案管理局檔號：B5018230601/0034/545/4010/013/009)

敏雄與俊雄的日文發音都是Toshio，究竟何者為是？《灌園先生日記》也給了答案：小島俊雄才是正確的。

除了解決我對日人姓名上的疑問，《灌園先生日記》也有許多跟臺灣空襲的記載，如果可以跟我的《空襲福爾摩沙》互相對照，應該也十分有趣。只不過現在沒什麼時間去管空襲了。